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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与文学

发布时间:2019-11-15 10:02:58编辑:阅读次数:

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原文了凡四训白话文


  大文豪毛姆说:“文学是人类所见到、经验到、想像到和感觉到的生动纪录,是人生最直接,最具体的生活表现。”文学是人类传达感情、心灵与智识的方式之一。不论是诉诸文字的散文或小说,亦或是透过有影像声响的戏剧作品,都是人类传达忧悲喜乐的方法。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,有时更能超越时空的藩篱,展现无拘无束的心灵思想,达到报导、娱乐、教育的效果。
  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,如《维摩经》、《妙法莲花经》、《楞严经》等,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,为历代文人所喜爱。《百喻经》被译为多种文字,流传到世界各地,是世界公认为文学中的佳作;叙述佛陀本生故事的《本生经》是著名的传记文学;《大宝积经》有如单元剧;《普曜经》是长篇故事;《须赖经》是小说体作品;《思益梵天所问经》是半小说半戏剧体裁之作;二世纪马鸣菩萨著作的《佛所行赞》是长篇叙事诗;以舍利弗与目犍连为主题而编成的戏曲“舍利弗之所说”,以佛陀的弟弟难陀的故事为题材所作的美丽诗篇“孙陀利难陀诗”等,是印度古文学的先驱。其他像佛教典籍中的偈颂、赞、散文、故事、俗讲、变文、语录、传记、游记、文集等,都是优美的佛教文学。中国、日本、斯里兰卡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,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,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,逐渐形成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学作品。佛教带来了新的意境、新的文体与新的遣词方法;佛经的文学蕴涵信仰,能引起共鸣。
  佛经与文学的关系
  虔诚的宗教信仰与佛教数千卷的经典向来与文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,更影响文学创作的走向。比方佛教的《维摩诘经》、《百喻经》等,鼓舞了中国晋、唐小说的创作;佛教的俗讲开示与经变文,对后来的说书、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,有一定的启发作用;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,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创作;明朝传奇神怪小说《西游记》,是吴承恩从唐朝玄奘大师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所得到的灵感。到了明代,《西游记》更成为戏剧的话本。其他像《红楼梦》、《老残游记》都是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。
  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家梁启超先生说:“我国近代的纯文学,若小说歌曲,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字有密切关系,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木兰辞》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,恐受东晋昙无谶所译马鸣《佛所行赞》的影响,同时鸠摩罗什所译马鸣《大庄严论经》,为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。我国小说自晋人《搜神记》以下一类初期作品,渐渐发展到唐代丛书所收的唐人小说,大半从《大庄严论经》的模子里鎔铸出来的。这是因为印度人向来匠心独运之思潮,付于经典刻画入微、淋漓尽致的文采,此类富于文学性的经典译出之后,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,改变了中国人的诠释法,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文学。”
  胡适之博士称《维摩诘经》是世界上一首最长的新诗。<佛国品>说:“目净修广如青莲,心净已度诸禅定,久积净业称无量,导众以寂故稽首。既见大圣以神变,普现十方无量土,其中诸佛演说法,于是一切悉见闻各见世尊在其前,斯则神力不共法,佛以一音演说法,众生随类各得解。”这段偈颂,展现文学的典雅与修辞的优美。经中“天女散花”常被用为歌剧表演的脚本。
  又如《华严经》,从“法性本净”的观点出发,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,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,无尽缘起,理事无碍,事事无碍的圆融观,就是最有价值的文学论文。其中的偈颂“佛面犹如净满月,亦如千日放光明,圆光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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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于十方,喜舍慈悲皆具足”,是被用来赞颂佛德的梵呗。经中的“善财童子五十三参”,是戏剧家用来创作小说、戏剧的题材。《法华经》的“七譬喻”是发觉佛性,启示真如的譬喻文学。
  汉译经典中,如鸠摩罗什的译本,文笔优雅流畅,堪称翻译文学的杰作。文学家描述有关佛教的作品,举凡僧信礼赞、忏仪之类,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。以文笔知名的僧侣辈出,如隋代的法周,唐代的慧净、皎然,五代的齐己、贯休、希觉,北宋的思悦,元代的昙噩、大圭,明代的德言,清代的智朴、圣通、照常、读彻等。
  唐朝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《六祖坛经》,被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博士认为是探索中国文化必读的经典之一,也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作品。六祖惠能大师在广州法性寺指点两位僧众说:“不是幡动,不是风动,是仁者心动。”就只这么一句话,就直截了当的点出人心的微妙不可思议,益加显现出《六祖坛经》在文学上的价值。
 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
 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,无论是文体的开创、技巧的表现、文藻语法的讲究、境界的创新、内容的蕴涵、价值观的突显等,对人们思维领域的扩大,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。
  扩大中国文学词汇
  随着佛经的翻译与流传,佛经中优美的典故和新词语,渐渐为中国文人所引用。佛教的新词语丰富了中国文学语言,使中国的文学观大大的宽阔起来,突破过去人类用字遣词的局限,并统合了事相上的差别观念,例如:“众生”一词,把一切有意识情感的生命归纳在一起;“三世因果”把人的生命无限的延长,破除过去“人死如灯灭”的愚昧思想。
  生死乃人生之大事,大圣如孔子,对这样的问题,也仅能以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作为回答。而佛教的“诸行无常”、“轮回转生”之说,解决了人类自古对生死来去的疑惑;又佛教文学富有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宇宙观,如:一心法界、一念三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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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三界唯心、三千大千世界、万法唯识;佛经文首安置“如是我闻”等六成就的体例,除了令人起信之外,更兼备朗诵之利,这是佛经历久不衰的负责表现,也是中国文学所未开展的领域。
  佛教用语因为佛法的普遍弘扬,而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用语,在中国文学里也增加了三万五千个以上的新兴名词。如真如、般若、三昧、禅那、不生不灭、六根清净、四大皆空、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、森罗万象、抛砖引玉、水中捞月、火中生莲、空中楼阁、盲人摸象、心猿意马、手忙脚乱、作贼心虚、自作自受、因果报应、开方便门、辩才无碍、五体投地、功德无量、唯我独尊、天女散花、回头是岸、立地成佛、皆大欢喜、一心一意、一念万年、一尘不染、一弹指、善有善报、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、平常心、不增不减、平等、回向、不二法门、公案、不可思议、僧多粥少、菩萨心肠、放下屠刀、借花献佛等。佛陀曾说:“人命在呼吸间。”因此,“息息相关”一词,也是出自佛教的成语。佛教不仅丰富汉语的词句表达,对文学的开拓,实有推波助澜之功。
  推动音韵学的发展
  据《大智度论》卷四十八说:“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。因字有语,因语有名,因名有义。”此四十二字是生诸字之母,因此称为字母。字母,又作悉昙字数(梵语matrka),译作母、韵。现今华语的三十七个注音与四声即是由四十二字母演变而来的。太虚大师说:“中国之反切语音韵是六朝时由华严字母等翻译,使有萌芽,至唐朝时,我国的切音学才得以完成。”
  佛教以音声做佛事,尤其梵呗有医治身心疲劳及强化记忆的作用,所以梵呗在印度普遍流行。传到中国之后,曹魏陈思王曹植摹其音节,撰文制音,删治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,作“太子颂”,又着“菩萨睒子颂”,这是印度佛教合汉曲制梵呗的开始。梵呗不仅作为寺院六时行道的朝暮课诵、讲经说法的仪式,更成为现代最流行的中国音乐之一。如佛光山每年在国家音乐厅举行“梵音海潮音”梵呗音乐会,接引许多有缘人。又大陆及台湾许多音乐出版公司,都是以佛教的梵呗作为题材,创作出许多杰出的音乐作品。
  文体形式的改变
 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,为后世留下无尽的宝藏。当时没有文字,这些教理都是透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记忆传承。佛弟子为了避免遗教散佚和确立教法,乃进行佛教经典的结集,佛陀说法,依其形式与内容,可分为十二部经:长行,以散文直接记载佛陀的教法,即一般所说的经;重颂,以偈颂重复阐述长行所说的教法;记别,又称授记,佛陀为弟子的未来所作的证言;讽颂,全部以偈颂记载佛陀的教说;自说,佛陀未待他人问法,而自行开示教说;因缘,记载佛陀说法教化的因缘;譬喻,以譬喻宣说法义;本事,记载本生谭以外,佛陀与弟子前生的行谊;本生,记载佛陀前生所修的种种大悲行;方广,宣说广大深奥的教义;未曾有,记载佛陀与弟子希有之事;论议,抉择诸法体性,分别明了其义。这十二部经无非就是十二种文学形式,堪称文体学的范本。
  中国自汉魏以来,散文和韵文日渐骈丽,相对的,佛经却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出现于世,经典或以长行、重颂、譬喻宣扬佛法,或纯以讽诵传播教义,这种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。其中,《维摩经》中维摩居士的辩才无碍,应机化导,就是一本绝妙的小说。《法华经》的经文优美,譬喻为人所乐道,而《华严经》重重无尽的世界,对思想的开拓,有无限的助益,而这三部经典是历代文人案边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。
  又如佛经为了表达真理,使读者更能体会佛法妙处,常以诗偈方式来表达,《金刚经》的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”、“若以色见我,以音声求我,是人行邪道,不能见如来”两段四句偈,把般若性空、色心二法的道理亲切而明了呈现出来。
  佛教东传中土,继经典大量传译之后,佛教徒更致力于佛法的普及,于开讲佛经时,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,并配以通俗音乐吟唱,此种讲经法会称为俗讲。盛行于唐朝、五代。俗讲所留下的话本,其体裁通常有押座文、讲经文、变文、吟、记、话等。由于讲经变文的普遍,而促使讲史变文的兴起。此外,讲经变文所采“说唱”的形式,于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,我国白话小说的鼻祖宋元话本,即是萌芽于唐末五代的讲经变文。
  文字的语体发展到民国以后,产生很大的变化。例如佛经本来是讲理论的,但为了使读者能明白透彻,竟能摆脱句意艰涩的文法,而以白话散文的形式出现,如佛光山编辑的《中国佛教经典宝藏》,将古文艰涩,卷帙浩瀚的佛经典籍,以言简义赅,深入浅出的白话文学方式写出,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。这一项变革,不但使有意专研佛法的人得以入门,更使一般读者豁然贯通开朗。
  丰富诗歌的意境
 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无与伦比,尤其般若空和禅宗的思想,丰富了诗歌的内容、意境,使得诗歌更显多采多姿
  南北朝时期因为般若学的广泛传扬,文人学士多与高僧交往,受其影响,一切皆空的思想也融入诗人的作品中,中国诗歌史也因为佛学而展现新局面。晋代的诗人谢灵运,对佛学有深入的研究,其诗作大都描写浙江、江西的山水名胜,他把山水与佛教义理结合,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。
  唐代是我国诗的黄金时代,唐诗和禅宗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唐代著名诗人如白居易、王维、杜甫等,常与禅师往来,谈禅论道,受禅师们的潜移默化,以诗表达禅理、禅趣,为唐代诗歌创作开了一条路。以禅入诗,是唐诗的特色。如王维的名作<鹿柴>: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,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。”表现无常寂灭的心境。而孟浩然、柳宗元等,其诗歌也与佛理相融和,达到以文学弘扬佛法之功。
  中国禅师也常常以诗表达禅修的心境,如《碧岩录》第三十七则“盘山三界无法”的公案附雪窦禅师的诗句:“三界无法,何处求心?白云为盖,流泉作琴。一曲两曲无人会,雨过夜塘秋水深。”将心境托付大自然,以象征思想境界,深得宋朝翰林学士苏东坡佳评;天童如净禅师的“风铃颂”:“浑身是口挂虚空,不问东西南北风。一等为他谈般若,滴丁东了滴丁东。”也是绘炙人口的禅诗;又比方唐朝惠能大师的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,表现出真心本性是一尘不染的清净廓然;刘宋时代的善慧大士以一首“空手把锄头,步行骑水牛,人从桥上过,桥流水不流”,勘破世间的差别对待;柴陵郁禅师摔跤悟道时,体会出“我有明珠一颗,久被尘劳关锁,今朝尘尽光生,照破山河万朵”;明朝憨山禅师历经时代动乱、人间瘟疫疾病的灾难后,深深体悟“红尘白浪两茫茫,忍辱柔和是妙方,到处随缘延岁月,终身安分度时光”;宋朝大学士苏东坡了悟“溪声尽是广长舌,山色无非清净身”;透过实体方位的观察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悟出世界万物因角度的转变而有不同的意境;唐朝无尽藏比丘尼行脚参学,在走遍大江南北之后,不禁发出“终日寻春不见春,芒鞋踏破岭头云,归来偶把梅花嗅,春在枝头已十分”;日本江户时代的良宽禅师于其“病起”诗中譬喻“人命如桃花,人生如江河”、“一身寥寥耽枕衾,梦魂几回逐胜游,今朝病起立江山,无限桃花逐水流”。这些悟道诗把人生体验、佛法意趣、生命价值,透过文学表露无遗。
  现在许多文学作品,由于不重视哲理思想,显得乏善可陈;然而也有一些哲学家,不重视文学艺术,以致于表达做人处事的道理生硬,不够亲切,无法老少咸宜。望今后文艺界人士,能兼重文学与哲思,并多运用佛教思想的词汇,自然能打通一切束缚拘限,达到移风易俗的教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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